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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还是价值观危机
- 用国际贡献赢得世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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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大年刚过,辛勤的重庆市环保局某人知会某报记者,1月12日,环境保护部部长主持召开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巴斯夫重庆MDI化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意见。该人士说:"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只要环保部的正式批文没下,最终项目是否落户重庆还难说。环保部周部长将亲临重庆考察,就项目具体细节和重庆市政府进行磋商。
继巴斯夫在南京投资的最大单体项目--扬子石化-巴斯夫一体化项目之后,巴斯夫这家号称世界化工巨头的德国企业将在三峡库区投资一座巨型的MDI项目,设计25万吨天然气制乙炔单台装置规模和40万吨MDI单台规模,它的"巨"--将成为全球最大的MDI生产基地。据说,这是迄今为止重庆市引进的规模最大的外资工业投资项目。巴斯夫全球执行副总裁薄睦乐表示,如果获批顺利,MDI项目预计2012年投产。
作为聚氨酯的主要原料,MDI广泛应用于生产PU浆料、PU鞋底原液等,巴斯夫预计未来10年,聚氨酯市场以每年6%左右的速度增长。该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销售产值500亿元人民币的天然气化工集群,利税超过100亿元,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库区25万人就业。
这么有效益前景是、又能带动这么多人就业的好项目,巴斯夫集团为什么不把这个项目放在德国本土呢?
他们为什么不把奔驰汽车和宝马汽车总部也搬到中国来?
当然是因为污染和环保。
当然也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化工生产企业多少年前就早已经"蔚然成风"。
德国巴斯夫集团总部设在路德维希港,在39个国家设有350多个分厂和公司,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集团总部和巴斯夫股份公司像一座"小城市",占地面积达7平方公里,在路德维希港工作的职工共有5.5万人。巴斯夫的不少产品是从原油和天然气中提炼出来的。巴斯夫拥有自己的煤、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近几年巴斯夫侧重在石化一体化方面发展,以乙烯裂解为龙头,带出一系列产品,第一个项目的产品就是第二项的原料,以此一体化发展。我想,这重庆MDI项目应该是所谓"一体化"发展的一个不小的部分吧。
如果巴斯夫的重庆MDI项目建成,我把它比成悬在三峡大坝天灵盖上的一个巨型化工厂。
距此25年前的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Bhopal)美国联合碳化物(UnionCarbide)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UCIL)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2000多名博帕尔贫民区居民即时丧命,之后更有2万人死于这次灾难,20多万博帕尔居民因之永久残废,现在当时居民的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仍然因这些灾难远比其它印度城市为高。而美国联合碳化物集团,经过在美国和印度多番诉讼,因这次惨剧只向印度政府赔偿4亿7千万美元,以及出售了该集团持有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50%股权,以兴建治疗受影响居民的医院和研究中心。该事件被认为史上最严重的十大工业灾难之一
现在,德国人又敢要在长江三峡水库的天灵盖上建化工厂了。
它一旦出现泄漏、爆炸或者其它任何化工厂都可能发生的事故,将可能形成多大的危害呢?
有媒体记者展示了他们在有关此MDI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在报告书中,巴斯夫对MDI项目"三废"的治理和排放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如:
MDI预聚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将通过废液焚烧炉来焚烧或经专用洗涤剂洗涤后排放,MDI生产工艺尾气含甲苯、甲醛和苯胺,将燃烧处理等。在污水的处理上,巴斯夫承诺,MDA装置中和萃取工序产生的盐水和MDI焚烧炉产生的烟气洗涤水,去MDA装置盐水精制工序精制后,做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氯碱装置的原料,不外排。固废有氨蒸馏废液和精馏残液,将通过焚烧处理。MDA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碳及污泥,将送重庆市固体废物处理中心处置。苯储罐的废气吸收液将送焚烧炉处理。在排污方面,化工项目落户地重庆长寿化工园区还实行了公用工程一体化。MDI项目员工的生活污水可直接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经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一级标准后才能排放到长江。除了"三废",MDI项目还需通过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解决还有来自凉水塔、冷冻机、大功率机泵等连续产生的噪声,避免扰民现象。
"环境影响报告书"最后称,拟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正常生产时所排废气、废水和产生的噪声对大气、地表水和声环境影响较小;项目投产后不会使现有环境质量发生明显变化;项目建成投产后具有良好的环保、社会和经济效益。
但这份报告书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巴斯夫集团与环保的另一条资讯,我正可以在此给其补充上:
2008年6月30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新闻会,炮轰世界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执行环境信息公开"双重标准",并且称其上海巴斯夫工厂还存在超标排污嫌疑。事情缘于2008年4月26日,绿色和平组织曾在正式发布的《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报告中,将包括巴斯夫、丰田汽车以及宝马汽车在内的13家跨国企业列入"黑名单",指责这些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执行"双重标准"。三天后,巴斯夫通过媒体回应,"巴斯夫在全球和中国执行同样的标准",就信息公布方面"完全遵守当地法律"。绿色和平再次指责巴斯夫执行"双重标准"的依据是他们后续的又一次调查。他们通过各种公开渠道收集信息发现,尽管没有相应法律强制性规定,但巴斯夫在德国、美国和加拿大都主动通过官方网站直接向公众公开其详细的污染物排放信息。而它在中国的所有15个独资和合资的生产型企业都没有这么做。
曾在环保方面有过如此"劣迹"的这家化工巨头的这份"环境影响报告书"这回就那么可信吗?
但现在,这个号称世界最巨型的MDI化工项目的最终落户重庆决定权似乎就掌握在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手上了。但在环保部公布的拟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上还是声称,重庆MDI项目总投资80亿元,环保投资达6.96亿元,废水污染物排入外环境量及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均满足化工厂最终建设地重庆(长寿)化工园区及其北部拓展区总量控制要求。
然而,任何化工项目都伴随着高污染、高毒害,在水库区发展化工项目,一直以来在业界都存在巨大争论,去年11月,环保部在重庆专门召开了三峡库区化工、石化产业环境与发展研讨会,专家认为,西部地区尤其是三峡库区要加快发展,赞成在三峡库区发展化工石化产业;但中国的专家们也明确表示,针对三峡库区环境敏感因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库区化工高起点,相关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严格控制化工、石化产业发展中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确保污染物的累计影响不会威胁库区水环境的安全;按照循环经济的模式进行发展;把环境风险防范作为重点内容加以考虑;统筹制定化工石化产业规划,从规划角度对发展规模严格控制。
中国人的"虽然...但是..."讲话方式向来滴水不漏,但又让人觉得上面的话没一句有用。
纵然有那份"环境影响报告书"在,其实也没有人敢肯定,这项德国人投资的化工项目绝对百分百安全(世界上根本没有百分百的事),也没有人肯定在三峡大坝存在的上百年来,悬在它天灵盖上的这个巨大化工厂也可以百年安然无恙。
哎,谁肯想想百年之后子孙们的事呢?
对此,司马还有一忧,一旦战争来临,或者三峡工程可以坚如磐石,但这个巨型化工厂若受以攻击,产生剧烈的污染和泄漏,对整个长江水域和下游地区的破坏将不可想像。
真佩服重庆官员们的胆量。
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签署提案,建议厦门PX化工项目迁址,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强烈关注。20076月1日和2日,据说有超过5000名厦门市民以"散步"的形式,集体在厦门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诉求,厦门市政府被迫宣布缓建,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评估可能对环境的影响。最后的结果是,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因此决定迁建PX项目。
由翔鹭集团旗下的龙芳烃投资的PX项目,预计工程投资额高达人民币108亿元,是厦门最大的化工项目。每年工业产值可望达到800亿人民币,占厦门市去年本地生产总值近七成。厦门的PX化工项目,无论从投入规模还是创造效益上说,都高于现在这个被叫成世界最巨型的重庆MDI化工项目。
因为关乎三峡工程的整体安全,关乎三峡库区这一地理地区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安全,有印度博帕尔事件、吉林化工厂爆炸事件、重庆中石化爆炸事件的前车之鉴,所以,在此最最强烈要求,德国巴斯夫集国重庆MDI化工项目的最终可行性交由全国大人专家委员会表决讨论,国家环保部或者重庆环保局,或者重庆市政府都没有对此项目最终的决定权。
项目计划中的该项目"年销售产值500亿元人民币,利税超过100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库区25万人就业"的前景固然吸引人,但实现这个美好前景的前提必须是这个化工项目对当地人民、对三峡水土、对下游环境的威胁程度必须达到百分之零,否则,即使在百分之一的可能中产生的风险都将是毁灭性的。
我想,这其实才是巴斯夫集团不可能把这个项目设在德国本土的最主要原因吧。
详细报道了重庆MDI项目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说,这个项目"极大考量着库区的环境安全",但我觉得它们说得还不全面,更全面的说法应该是:它不仅考量着库区的环境安全,更考量着中国各级政府在关心民生、保护环境、促进民主和推动经济方面的综合、理性而谐调的执政能力。
中法之争,谁能撑得住
几日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见到欧洲窜访的达赖,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中国一些愤怒的网民开始呼吁“不买法货”,甚至有偏激者声称要大谈“科西嘉独立”问题,回敬法国。而一些法国网民甚至评论家、政客也反唇相讥,称“中国没办法抵制法国产品”,反正“中国产品除了带来质量问题和失业,对法国什么好处也没有”,摆出一副“谁怕谁”的姿态。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发展法中经贸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事,谁也不希望这种关系受到不和谐因素的影响,但一旦出现贸易战,法方受到的损失恐怕更大。中方对法国的出口,以轻工产品为主,出口厂商分散;而法方对华出口则以大项目、大厂家、大合同为主,一旦出现波折,将产生巨大社会冲击,后果很难预料。法国对华投资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比重不大,且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开始从中国分流的国际投资,出于避险的目的又纷纷流回中国,法国撤资,最多只会导致外资结构的大洗牌,并令其他竞争对手窃喜罢了。
至于法国人“抵制中国产品以增加法国就业率”更是不理智:中国轻工产品大量涌入法国,根本原因之一是法国产业结构升级。如果为了取代中国货而重启这些已被升级换代的旧产业,其代价恐非增加一些就业机会所能抵消。
然而,贸易战毕竟是两败俱伤的选择,对法国不利,对中国同样有损,且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贸易报复看似痛快,却并不能让法国人感觉到痛疼。因为不买中国货,或赚不到中国的钱,并不足以令法国人感到无法承受之重。法国既非最重要的商贸进出口国,也非全球举足轻重的消费市场,在经贸问题上死缠烂打,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简单地说,经贸并非法国的软肋。
个别网友所说的“科西嘉问题”更只能是一时气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既然要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视,就不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给人以口实的双重标准。
该从哪里对法“动刀”?
那么,法国的软肋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对法国“动刀”,既能让法国知道疼,又能站在道义制高点,还不至于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
首先是萨科齐和法国的“大国梦”。众所周知,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萨科齐表现积极,其根本目的是以追究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责任为由,力图打碎现有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让法国在这一新机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萨科齐频频高调亮相,甚至他不惜得罪中国,表演接见达赖的“政治秀”,用意也在于借此凸显自己的大国领袖身份。
显然,这就是法国和萨科齐最大的软肋:法国国力早已今非昔比,即使欧盟内部,对萨科齐的“老大瘾”不以为然者也是多数,而要扳倒美国,谈何容易。正因如此,萨科齐才会利用一切场合拉拢欧盟其他成员、“金砖四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且几次三番对中国大献殷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当明确自己的立场,不断刺醒萨科齐和法国的美梦,对其“领袖欲”来一个当头棒喝:如此对待中国的核心利益,岂能有当领袖的资格?!这样既能显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力量,让法国和萨科齐“知道轻重”,又不至于损害中国自身利益,给某些势力和人士以挑拨、煽动的口实。
“非洲情结”也是法国软肋
其次,则是法国的“非洲情结”。在非洲,法国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包括法国和比利时的前殖民地)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以维系其影响力:政治上,积极扶植各国政府,协调其国际、国内矛盾,充当其保护者和代言人;经济上,不惜代价组织诸如非洲法郎(FCFA)和非洲航空公司(AF)等,以确保非洲法语区经济稳定、互补及其和法国本国经济、金融的紧密联系;军事上,为各国提供军援和军事保护,帮助其平息内战外患,维护区内和平;文化上,以使馆文化处和无处不在的法语广播、法语国际学校为据点,积极扩张法语影响力,试图以法语和法语文化为纽带,确保法国在非洲主导地位深入人心。进入90年代以来,法国对向非洲大量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其作为非洲老大的两大法宝:非洲法郎和非航,前者两度贬值,威信大损;后者入不敷出,最终倒闭。更严重的是,以往无处不在的非洲宪兵如今却对乍得等国的流血事件置若罔闻,对科特迪瓦内战束手无策。
萨科齐上台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法国不断削减对非航援助,另一方面却频繁对非洲各国施压,迫使这些国家开放门户、降低税率、遏制非法移民,令非洲国家十分反感。不仅如此,法国还不时摆出“老大”姿态,对非洲事务蛮横干涉。2006年11月,法国法官布吕吉埃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以某牵强事由,向卢旺达 9 名政府高官发出国际逮捕令,并一度威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导致愤怒的卢旺达和法国断交;今年11月中旬,法国法院又以相同的理由,将卢旺达礼宾司司长卡布耶夫人引渡到法国,引起整个非洲的愤怒。
非洲是法国的“核心利益”,法国离不开非洲,因此萨科齐一直不遗余力推销诸如“地中海联盟”、“法非峰会”等理念。正如许多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在非洲,法国是有“原罪”的,且目前仍在招惹怨恨的地方也俯拾皆是,这正是法国的又一大软肋。抓住法国在非洲的错误做文章,就可以打疼法国。更重要的是,法国不是一向以人权、发展、民族问题等“普世价值”来制造话题吗?那么好吧,就让世人看一看,法国在非洲讲的是什么样的人权,出一出法国的丑。我们用法国人最熟悉的理念回敬法国,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大国交锋,重在表现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两败俱伤的死缠烂打既不可取,也于事无补,抓住软肋,点到即止,才是成效最大、代价最小的上策。(作者是中国前驻非洲商会成员。)
美国人为什么敢向未来借钱?因为他们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世界为什么愿意把今天和明天的钱借给美国?因为世界认为美国足够强大,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强大会长期持续下去。
意外的发生,是从美国的价值观由盛转衰开始的。美国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既然是“最大化”,必要时就可能忽略甚至伤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种价值观延伸到国家层面,就是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常说的那句话:上帝保佑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美国处于雄心勃勃的上升期,而且它的上升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不大的时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们家已经是“老大”,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和游戏规则主要是你们家主导制定,这种秩序和规则的主要受益方也主要是你们家的时候,如果你仍然死死抱住“自己家的利益最大化”不放,甚至为了你们家一时一地的利益既可以“先发制人”地施展暴力,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那些一度使你们家的利益最大化、今天又与世界的共同利益相一致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还有谁敢信任你?如果没有人敢信任你了,你那个一开始主要靠实力、后来主要靠信任支撑起来的倒金字塔大厦岂有不崩塌的道理?
回头看,“9?11”以后美国如果认真反思一下,本来是有机会突破自己的价值观局限、让自己“一柱擎天”的局面多延续一段时间的,事实是它红着眼睛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通过伊拉克战争等行为迅速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不但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和更大的不安全感,而且失去了远亲近邻的信任,一再重挫了国内的信心。
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2003年初,笔者曾在一篇题为《给布什总统提个醒》的文章中提到:“谁都可以搞‘单边主义’,只有‘老大’不可。因为‘老大’的利益最大化只能从‘多边’乃至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中实现。以此观之,布什总统执政以来诸多貌似巩固美国既有的‘老大’地位、貌似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行为,其实际效果就颇为可疑了。”
价值理性自毁根基后,被贪婪武装起来的华尔街工具理性依然按照固有逻辑发足狂奔,发生金融海啸、重创实体经济就是难免的了。虽然美国救市有力,全球施以援手,或可减缓其巨大的杀伤力,但若要治本,意欲挽狂澜于既倒,则必须从重新检视其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开始。
站在价值观的高度俯视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我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今天的华尔街危机只是一个标志,是美国梦带给人类的黄金年代伤感落幕的标志,是美国威风凛凛追求单极思维统治世界终告破产的标志。我们现在唯一能抱的期望,就是当下美国总统候选人高喊的“变革美国”有一方能够成真,并且能够通过美国带头努力,实现这个世界由单极向多极的平稳过渡,并有效减轻经济伤痛,重拾道义信心,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类经常因为眼前物质世界的危机或诱惑而忽略心灵和生命的真正意义,岂不知正是这种忽略才导致了眼前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谁能让我们看得更远一些?
● 中国还不太熟悉刚进入的国际环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驾驭外部形势,不太明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含义和战略后果
我们确实在国际事务中缺乏高度的参与热情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在很多时候是不如另外几个大国的,广义地说,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和代表权的“含金量”,并不像国内一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或普通百姓以为的那样,实际上,中国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以迅速增长和超大规模的经济力取胜。
“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便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降价”给人的突出感受是,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再多几个地球也不能填满中国可怕的胃口,这种感觉无疑会带来负面的、不受欢迎的印象。我的一个分析是,中国国内的经济重心仍在、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人的消费欲望、市场冲动和经济建设的加速,特别是对外部能源、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还会强化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消极印象。这是我们的外交部门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局面,是我们的外交研究家和国际战略制定者不得不大力增信释疑的根本原因。
从另外的方面观测,除开经济利害关系和战略考虑之外,我们确实在国际事务中缺乏高度的参与热情,已有的一些贡献和义务或多或少与中国的经济驱动因素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者是与“特殊内政”的外溢(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在海外引起的麻烦)相关。例如,中国外交部门最近几年设立的特使和专门办公室,如非洲事务及达尔富尔特使、中东问题特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方办公机构,都直接间接与我们的石油和安全战略有关;中国倡导建立或作为重要成员的一些区域性合作形态,如“上海合作组织”、“湄公河流域多国开发合作”等,直接惠泽于中国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官在许多场合,把“招商引资”、“推销中国货”,作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我们的外交外事部门,也常常把大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研判、处理中国公民及财产日益增多的海外风险和事故;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和其他国际场合投下否决票的时候,远远少于赞成票和弃权,而为数不多的否决权使用通常与中国的战略和经贸利益有关(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
中国人国际意识的加强是一个迟早将到来的现象
全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命,它比起过去那种一味对外“输出革命”、不管本国民众需要的做法和想法好得多。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自然还不太熟悉刚刚进入的国际环境,不太懂得如何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驾驭外部形势,不太明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含义和战略后果。譬如说,亚马孙森林流域一些物种濒临灭绝的前景,非洲内陆小国卢旺达十多年前发生的种族间大仇杀,某些跨国界跨区域难民的生活状态,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些太遥远、与己关系不大的事态。
然而,上述局面可能会逐步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世界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有更多的压力或期待,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公民和地球村一员的意识也在增强。我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道理: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状态不可分离。
中国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为此,必须做出符合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份额的贡献。假使说,我们现在的国际援助能够达到整个GDP的千分之一左右,那就是每年三四十亿美元的数额,一个可以比现在做更多的事情的数额;虽然它离一些发达国家承诺的捐献还有很大差距(例如北欧一些国家目前把它们自己国家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但中国集中财力办大事、办急事的优势,可以对国际关系中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缓解做出重要的推动。关键一点是,假使这些援助不断增长,并不直接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或安全需求挂钩,而是完全取决于国际组织的请求和国际危机的程度,由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加以支配和调度,而且中国公众乐意见到这种情况的发展和延续,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到达了一个新的台阶,真正是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和民族强者。
这里最重要的,在于公众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光依靠政府的动员和调度。如果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也体现出在四川大地震时出现的公民觉悟和自发创举,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和当今世界各种重大矛盾的处理做出贡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个迟早将到来的现象,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创造新时期的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产品,莫因善小而不为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要处理好这样几对关系。一是“大与小”的关系。所谓“大”,是指国际关系中大的贡献,多边会议上大的创意,大国关系中有示范效果的协定等,总之是容易让人产生惊喜、相对过去而言有突破性进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如新的国际维和机制或新的全球贸易协议之类;但事实上这一类大的成功非常不容易,可能一个大国很长时间才做出一两件这类公共产品。国际范围更多存在的、相对容易的,是那些比较小的倡议、次领域的安排、局部的创新。但我们不要忽略后一类看似比较小的贡献,它们能聚沙成塔、积小胜至大功,同样能引导人类的进步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地中海小国马耳他在60年代后期首创的“人类共同遗产”概念,新加坡和一些拉美中小国家在70-80年代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过程的推动,都是这方面好的事例。中国是一个进步很快的大国,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后来者,要虚心向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国学习,要学会从小的地方做起,“莫因善小而不为”。例如,一个小的国际救援队,一次加入国际NGO的志愿行动,一笔看似与我毫无利害关系的,提供给边缘国家或边缘物种的捐款基金,都是中国人迈向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具体步骤和台阶。
二是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从中国既往贡献的数量不算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分析,它们中多半是提供给周边地区,特别是一些邻近国家。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和优先的,但今后我们也应考虑向更远更宽广的国际范围做出更大更重要的贡献,如维和、环保、防治艾滋病等领域的东西。比较有信心地说,国人会逐渐理解它们的重要性,也愿意增大责任;真正不太容易的,是那些看似与我无关的全球公共服务、物品和倡议,如对极地上空臭氧层空洞的防范遏制、对全球公民社会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引导梳理,或者是经济上无利可图的国际救助和慈善事业,对库尔德族、巴勒斯坦族等濒危民族的国际援助及政治安排等。提供后一种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更困难的事情,只能随着中国从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不断过渡,随着中国公民国际意识的不断加强,中国才有可能加大投入分量和比重。但我想指出,外交工作必须先行一步、未雨绸缪,有相应的制度创新和资源准备。
三是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可能提供的各种国际公共产品中,多数具有“补缺”的性质,即通过增加、改进国际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弥补现有体系的不足,如对国际粮农组织的援助及对非洲饥民的帮助,这属于“立”的性质;但是,也肯定有一部分内容会与长期占据国际体系支配地位、属于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方的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矛盾,如对国际核资源管理规则的修正倡议,等等,带有“破”的特点。现在欧美日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相当一部分源自后一类情况;它们担心强大之后并且占有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我们外交的实际工作也已经看到这种前景和一些“未言明”的防范,外交研究工作也要做出有针对性的探索,力争中国站立大国行列的过程是一种“软着陆”,使“破”与“立”之间保持顺畅、平稳和均衡的对接
金融海啸对中国利大于弊
目前各方对于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看法不一,笔者认为欧美降低的能源需求以及资本需求,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总体来看,金融海啸对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好的影响,一个是坏的影响。
我们先说好的影响:一方面,这次金融海啸影响了大家对总需求的忧虑,大家感到是不是全球总需求下降导致衰退的可能性出现?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我们看到原油价格、铁矿石价格、钢铁价格全部在下滑,未来可能粮食价格也会跟随下来。而原油价格和铁矿石价格下跌对中国有很大的益处,中国是始终保持8%-9%增长的大经济体,原油和铁矿石是支撑经济快速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材料。原油从150美元跌到90美元,我们可以更便宜的买到国际原油,这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第二个正面的影响在于整个世界的资本,可能会选择中国。因为美国不行了,欧洲、日本也面临衰退,原油价格回落导致中东地区、俄罗斯经济受到巨大负面影响,等等。这样看来,资本的去处就只剩中国了。
当然,负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虚拟经济方面,中国平安投资富通的,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等都出现了较大损失;二是实体经济方面会因为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所以,相对来讲,这次环球金融海啸对中国来讲更多的是机会。因为欧美降低的能源需求以及资本需求,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
巴菲特启示是恐慌中要大笔买进
巴菲特今年令人称奇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是当大家都没钱的时候,巴菲特有那么多的钱。今年以来,巴菲特累计花了280亿美元进行投资(以前他一年一般会做进50亿到80亿美元的投资)。如果加上可口可乐和富国银行在近期大约200亿美元的投资(巴菲特为二者的大股东)的话,巴菲特累计动用了500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收购。所以,你会发现在全球流动性巨幅萎缩时,每个公司、每个家庭,甚至到每个个人,都显得流动性非常困难的时候,但巴菲特却有那么多钱,这是第一个比较惊奇的方面。第二个比较惊奇的方面是大家都非常恐慌的时候。现在有报道说欧洲的很多分析师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因为每天都要面对第二天狂跌10%、20%的局面,但巴菲特却在大笔买进、大笔投资,这给人感觉也非常奇怪。
我觉得巴菲特在金融海啸中的惊艳表现,至少给我们三个启示:
其一,他给我们认识金融海啸一个很好的视角,告诉大家不要恐慌。从巴菲特过去五十年的投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胜利方。巴菲特在目前状况下大幅投资就是告诉大家金融海啸最终会过去的,海啸过后的世界经济、美国经济仍然将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第二个启示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满仓,巴菲特这几年的浮存金始终保持在400亿、500亿的规模,他做到了攻守平衡。但我们很多投资者一下就满仓了,但这个时候满仓,用巴菲特的话讲就是在裸泳,潮水一退下来你的风险就出来了。所以,巴菲特的整个投资过程告诉我们,一定要控制风险。只有控制了投资风险,才可以在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你还有资金去买进。
第三个启示是在恐慌中大笔买进,这已经是操作层面了,在大家非常恐慌的时候他却大笔买进。我们再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中投公司在黑石上亏了50%-70%,平安在富通上亏了70%-80%,这样的情况之后,整个中国,上至中投公司,下到上市公司都吓傻了,都不敢动了;并且我们看到学界的观点基本上认为中国不要动,因为你不了解情况。但我们认为,如果这样,中国可能正在丧失一次非常好的进入欧美成熟金融市场、实施金融超越的一个机会。整个国际局势变化跟赛车一样,别人的赛车坏了,你这个时候不加码上去就失去了一次超越机会。
所以,总体来看,环球金融海啸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而中国股市中经历深度下跌之后,将逐渐开始正面反映经济向好的本质。股神巴菲特在金融海啸中大举买入的行为,给了我们鲜明的启示:在市场恐慌中要敢于大笔买进。当前,人们公认中国股市进入了低估区域,但恐惧依然主宰着市场,低估的市场依然不断回落。这个时候,是投资者作出选择了。
这将是查韦斯向被视为美国潜在敌人的国家———包括中国、古巴、伊朗和俄罗斯———提出的最新建议。
查韦斯在最近的第五次访华期间自称为“毛主义者”。访问期间,中国同意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加大投资,以及2009年向委方交付24架K-8教练机。
美国国务院在2006年5月对委内瑞拉实施武器禁运,此后委内瑞拉只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购买武器。试图从法国和以色列购武未能成功。
委内瑞拉还暗示可能把老化的F-16战斗机卖给伊朗。但美国官员担忧战机可能被提供给中国,后者将从中获取有关台湾F-16战机的情报。
不过,很少有人把中委军事关系加强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查韦斯显然是在想方设法刺激美国,特别是在布什剩余任期内。”位于华盛顿的美洲国家对话组织政策副主席及安第斯项目主管迈克尔?希夫特说。
希夫特认为中国很可能会谨慎行事。
他说:“通过接近美国的对手委内瑞拉来对抗或疏远美国,这是中国最不想做的。石油交易是主要内容,还有人员培训,不过这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任何被美国防务界视为威胁的,都是中国想要避免的。我怀疑在北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对美国造成实质的战略影响。”任何类似于“战略伙伴关系”的公开声明不太可能具有实质意义。
“中国人喜欢跟几乎所有人说这些,但这种‘战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说。但他认为类似协议“将具有强大的象征影响力”。科萨说:“中国人面临的一大风险是,这将诱使美国总统候选人过度反应,说一些中国包围、中国威胁之类的话,从而潜在地给美中关系定下负面调子。”
而伦敦经济学院迈克尔?雅胡达教授认为委中协议具有广泛意义。
雅胡达说:“委内瑞拉不仅是石油来源地,它作为反美激进主义的煽动者,还是拉美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它十分贴合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即与拉美所有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同时向外界表明中国尽管拒绝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也不倒向美国。”
“关键是:通过挑战华盛顿,查韦斯在政治和情绪上能获得好处。但在中国人甘愿奉陪和为他提供讲台前,北京应该自问在选举季激怒华盛顿是否妥当”
中国仍有70%的家庭靠烧煤和木材取暖,另有一半的中国男士抽烟,这两种室内污染的有毒组合给这个工业大国百姓的健康带来可怕的影响。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最新调查显示:未来25年中,如果吸烟和室内燃料问题得不到遏制,将有8300万中国人死于肺癌和呼吸疾病,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1/3。
调查报告作者、国际健康学副教授马吉德?艾萨蒂说:“在中国许多农村,道路修得挺好,人们也有了手机,但人们仍使用几个世纪来一直用的燃料做饭取暖。”
哈佛小组在《柳叶刀》医学杂志的文章中总结说,减少吸烟和使用煤炭以及生物燃料将极大减少死亡。问题是中国是否有意志力制定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毕业生林宪和(音)说:“吸烟和室内燃料将成为中国大众未来健康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中国成年男性令人惊讶的吸烟率却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财政收入。艾萨蒂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者,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推动它继续生产烟草。”
尽管中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中有三项都与呼吸系统疾病有关,但禁烟法律在中国的公共场合经常得不到落实。
艾萨蒂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到中国强势的经济和能源部门的合作。
最近,在经历一系列污染事件后,中国官员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代价问题更加敏感了。艾萨蒂说,中国有能力改变现状。他说:“在这个能实现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只要愿意,他们就能对这一污染做些什么。但问题是,政府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关心那些最贫穷的人。”
“中国的体育用品在印度销售兴旺,这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印度体育用品便宜得多,这导致了它们的销量非常大。但是卢比贬值一定会使当地制造商感到高兴,因为这让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了。”印度体育用品制造和出口促进委员会主席拉那说。
“中国已经使当地的产业陷入了困境。中国在羽毛球、乒乓球、健身器材等方面都很出色,已经使当地体育产业面临非常严峻的市场形势。”他说。
有几家印度体育用品制造商事实上被迫转向从事进口中国商品的贸易,因为他们的产业要想同廉价的中国产品竞争是极其困难的。
他还说,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但是这对于中国制造商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他们的价格要比印度商品的价格低得多。
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威胁到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
“像中国一样进行统治的体制里,人们的欲望会导致矛盾的产生。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不会像足球赛中有得必有失一样,不过这种过程肯定很混乱。”
因为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势力均衡被打破,您怎么看同样作为民主国家的韩国和日本的联合呢?
“那样的联合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不愿看到亚洲被一个国家支配的局面。不仅日本和韩国联合,美国也可以吸引东南亚国家入伙,同时也可以起到防止日本右倾化的作用。”
那种联合不会“惹怒”中国吗?
“那取决于如何联合,不能带有反对中国的性质。因为必须肯定的是中国和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及韩国也有着共同利益。”
文章摘录如下: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12日落下帷幕,对中国的农村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农村发展的新起点。
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世界舆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对中共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给予极大关注,期待中国当局能以“一剂猛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冀望中国的发展能成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的“强心针”。
但从目前披露的消息看,中国更加强调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提出“三个稳定”——“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
对当前世界性的问题与矛盾,中共看来采取了清醒务实的态度:一棵大树能否抗御风暴,在于树干是否结实,根系在土壤中是否深入;而中国能否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中巍然不倒,在于社会大局是否稳定,在于“三农”这一根基是否坚实。
中国抵御危机的未来之树,看来种植在农村了——中国将启动内需作为保证经济增速的新引擎,而中国超过七亿的农民,正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军。不过,农村的发展速度明显滞后,“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村发展依然滞后,农民增收依然困难”。
这是一个中期发展目标。尽管三中全会并未具体说明采取怎样的土地、金融政策,但已提出要在今后12年里,让农民收入翻一番,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继续让工业、城市反哺“三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力求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当然,中国的深化改革不仅仅包括农村的改革发展、还有更丰富深刻的内容,但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的支撑所在。
此次三中全会并未囿于具体政策的制定与颁布,也不仅仅限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与矛盾,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更远的时点给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重大方向——这就是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之路。
可以说,腹地广大的中国,不仅能抵御金融风险,更将是未来发展的动力。



